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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学习教育:学习《准则》《条例》 增强党规党纪意识
浏览次数:1530作者: 高捌玲   信息来源: 市物价局发布时间:2017-02-11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自两个文件下发以来,为全面从严治党树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可以说备受关注、意义深远。今天就学习《准则》和《条例》与大家进行交流。

 经常性开展党规党纪教育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优良传统,首先与大家分享一个77年前的一场党纪教育。1939年5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刊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杂志第73期上,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刘力功是谁?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中组部部长为什么就开除一个普通党员党籍的事情在全党进行通报?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千里迢迢,从海内外奔赴延安,投入火热的革命熔炉中。

 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解决抗战急需人才的问题,陈云将云集延安的知识分子安排到各类学校进行短期训练,让他们接受党的理论思想和基本知识教育,然后分配到各条抗日战线上去,在实践中成长为抗日的骨干力量。

 刘力功是一名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进入中央党校训练班,专门学习了党的建设的课程。在党校学习的刘力功没有工作经验,性格自高自大,经常发些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议论。训练班毕业时,党组织根据他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决定分配他到基层工作,接受实践的锻炼。对于组织的决定,刘力功态度强硬,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到距离延安很远的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

 陈云和党组织为了帮助他,先后与刘力功谈了7次话。在第一次谈话中,刘力功承认退党的想法是错误的,但仍坚持不到基层工作。党组织认为,马列学院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学校,不能接收思想有错误的分子;而派回原籍工作,只是为了满足他的家庭愿望,对当地工作非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害,因此拒绝了他的要求。

在最后一次谈话中,党组织告诉刘力功,“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到华北去做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可刘力功却要求组织接受他的意见,实际是要“组织服从个人”。党组织决定给他一些时间去反省错误。几天后,刘力功找到党组织,表示愿意到华北去,但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党组织若不同意,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中央党务委员会针对刘力功一再拒绝执行组织决定的事实,从维护党的纪律的角度出发,专门进行了研究。中央党务委员会认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纪律,不容许任何人破坏。鉴于刘力功违犯了党的纪律,又不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并改正错误,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中央党务委员会将这个方案提交到中组部部务会议,经部务会议讨论后,正式作出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

 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陈云总结说:“中国革命是长期艰苦的事业,共产党及其党员没有意志行动的统一,没有百折不回的坚持性和铁的纪律,就不能胜利。因此破坏党纪,实质上就是破坏革命,我们必须与任何破坏纪律的倾向作斗争。”

 对于刘力功的问题,陈云认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我们党内今天有大批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受过党的纪律的教育,还没有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就刘力功事件,陈云组织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大讨论,并亲自写下《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这篇文章,论述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特别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文章随着《解放》杂志的刊发,传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在随后开展的严肃深刻的党性党纪教育活动中,干部和学生们纷纷对照刘力功检查自己的思想实际,进一步增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一时间,延安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悄然兴起。

下面从四个方面就学习《准则》和《条例》与大家进行交流。

 一、出台这两部党内法规必要性

 《准则》和《条例》的修订以及出台,把从严治党、从严执纪的笼子打的更牢,制度的网结得更密、更细、更小,对党员干部的监督管理更加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

 《准则》和《条例》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主题,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更加坚固、更加坚实、也更加坚决有力的制度支撑和实践载体。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在党长期执政和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围绕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注重依规依纪治党,切实加强党内监督。党一贯重视和坚持组织、制度创新,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较为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对于实现党的历史使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现新形势下党内根本性制度建设

 在打造坚强领导核心过程中,党中央鲜明地提出来,要把纪律和规矩摆到管党治党的最前面,纪律和规矩要有一定的载体,《准则》和《条例》毫无疑问是我们党内的根本性制度建设的实现方式,也是我们重要的执纪监督的依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成为党的一大忧患,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度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需要。

 原《廉政准则》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 (试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10年1月颁布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适用对象过窄,仅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8700多万全体党员。二是缺少正面倡导,其中 “8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 “负面清单”,许多条款与修订前《党纪处分条例》和国家法律重复。三是“廉洁”主题不够突出,有一些内容与廉洁主题无直接关联。

 原《党纪处分条例》是在1997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003年12月颁布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对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必要和严肃的责任追究。二是纪法不分,近半数条款与刑法等国家法律规定重复,将适用于全体公民的法律规范作为党组织和党员的纪律标准,降低了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三是有必要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等内容纳入条例。基于以上情况,亟须对《廉政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这两项关联度更高的法规先行修订。通过修订,真正把党规党纪的权威性、严肃性在全党树起来,切实唤醒广大党员干部的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两项法规的修订及颁布实施,是在党长期执政和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实现依规管党治党,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成果。

二、出台两部党内法规深远意义

《准则》和《条例》既是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有力约束,也是全体党员的基本遵循。  

反腐进入治标关键期的根本保障

在政风反腐“冲击波”的推动之下,国内打虎拍蝇、境外猎狐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现在清存量、阻增量、控变量进入一个关键阶段,即现在是治标的关键期,是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关键期。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特别需要把纪律、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为标本兼治提供综合施策的根本性保障。所以《准则》和《条例》的出台,是非常符合当前的特点的。

 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期打牢支柱

 从更大的范围来讲,现在是“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布局期。《准则》和《条例》相当于法规制度体系两根重要的支柱,打准打牢,定好位,这样整个战略布局框架就能建立起来。有人担忧“八项规定”是一阵风,“反四风”这种高压态势会过去,那现在《准则》和《条例》的出台,就标志着越往后,执纪越严,处分越重,标准越高,所以对于政治生态的修复再造,对于干部状态的重启重塑,对制度建设举措等,都具有定盘星的作用,对于政风反腐的全局起到震慑治本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准则》和《条例》有“史上最严”之称,有网友认为这具有倒逼党员领导干部收手收心的震慑作用。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出台,是非常必要的。

三、两部党内法规的内在联系

《准则》和《条例》都是党内法规制度金字塔体系中位阶非常高的法规,在七大类法规当中(党内法规分为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7类,这7类名称,反映党内法规的基本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准则》排第二,《条例》排第三,重要性不言而喻。《准则》和《条例》也都是将《党章》的规定具体化,可以用“一高一低、一正一负、一内一外”来概括了两者的关系。

 一高一低。《准则》的定位是高标准,指向的是立德向善,它是理想信念的外化,是执政党面向全社会的政治承诺、道德宣誓。它是高线、高标准。《条例》是立规纠错,是底线,是我们的行为不可碰触的底线。

 一正一负。《准则》是对全体党员提出的正面清单,和原来的准则完全不一样,删繁就简,200多字的内容,好记好背。而《条例》恰恰是一个负面清单,《条例》当中列举的所有违纪行为,只要触碰底线就会受到党纪处分。

 一内一外。《准则》内容更倾向于理想信念和党员领导干部自律层面的一种内化的道德标准。它是一盏红灯、灯塔,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条例》恰恰是理想信念外化的表现,比如在政治层面上,我的一言一行到底怎么样,在组织纪律上面,我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我的工作纪律、群众纪律、生活纪律等等,它都是一些行为点,是看得见的、是外化的、是一把戒尺。

四、党纪严于国法

习近平指出:“党章等党规对党员的要求比法律要求更高,党员不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而且要严格遵守党章等党规,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把党纪挺在国法的前面,《条例》的出台,就是用纪律和规矩衡量党员干部行为、管住大多数,确保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的肌体健康纯洁。

法律是底线,党纪严于国法,纪律的标准更高。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实现纪法分开。《条例》坚持问题导向,去除与刑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充分体现政党特色、党纪特色,使之真正成为管党治党、严肃纪律的尺子。

因为法律是底线,党纪应该严于国法,但由于以前的《纪律处理条例》纪法不分,拉低了党纪防线的标准,不按照高标准,反倒按照底线来要求党员领导干部,所以在执纪监督过程中就存在着偏软、偏宽、偏松的问题,就出现了习近平所讲的纪律的破窗效应现象,另外,一些部门、一些单位所谓塌方式、系统性的腐败,暴露出的就是纪律涣散等问题。

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会有偷懒罪,在现实当中公职人员偷懒,看似不违法,但可能就会违纪,会因为失职渎职造成一些连锁反应和后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条例》充分体现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三严三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到最前沿等理念、思路、方式方法的成果固化,把好的实践成果进一步上升到制度层面,让它稳定下来,为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制度根基、制度保证。

总之,《准则》《条例》是党中央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是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举。我们要静下心来,原原本本认真研读,唤醒党章党规党纪意识,真正做到知而不犯、注重小节。

高捌玲